枪之殇

电影《小兵张嘎》开始流行的时代，我们对枪有着特殊的兴趣。“抓特务”的时候，弄个树杈都能当枪使。

汪木匠经常在老堂轩做活，和我们家人处得很好。有一次他雕了支木手枪给我，我欢天喜地地扔了用纸折叠的手枪，到处显摆；除了吃饭，都拿在手里。有一天，母亲在暖桶里做针线，我手里把玩着枪，突然有个神来之举：瞅准了，一下就插到母亲正在拉动的麻索里，扣住，阻止了麻索和鞋底的紧密结合。许是枪被带过去时打疼了手，母亲拔下枪使劲扔到门口，砸到锄头上。随着枪的断裂，我惊愕，哭嚎。爷爷正好看见这一幕，咆哮着怒骂，甚至将身边的马扎扔出去要砸母亲。

这事过了好一段时间才平息。后来出现了钢丝枪，我学着伙伴们，用一根带帽的钢丝，弯成枪的形状，让钢丝的一端压在帽檐上，套上皮筋作为驱动。扣动“扳机”， 钢丝的一端滑进装了火药的钢丝帽里激发，“啪”地一声枪就响了。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简易的火药枪了，只是我的虎口经常被钢丝戳压——快乐，并痛着。

再后来，出现复杂一点的链条枪。将自行车链条（每个都有两个孔）一个一个拆下，用合适的铁丝将一个孔串起，另一个孔对齐构成枪膛，扎紧。让火药在膛撞炸，就不用担心安好的火药掉落，也不会压伤虎口。只是材料难寻，也费功夫做。直到有一次，一个伙伴恶作剧，将一支火柴棍穿进枪口、打出来，伤了人，家里人就再不许我玩这种东西了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

这期间，民兵组织的盛行，使我与真枪实弹有了亲密接触。民兵以典（介于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组织）为单位，配一挺机关枪两杆冲锋枪几十条步枪——听说大致是一个排的布局。罗汉叔的那挺外把子看上去神气得不得了，遗憾的是，我始终也没能趴伏地面扶住歪把子扣动扳机。库伯那杆冲锋枪的样子很奇怪，枪杆的四周全是麻雀蛋大小的窟窿眼，看上去很威武。那些步枪开始都是打一枪上一发子弹，被称作烧火棍的；到七十年代末却换成一水全新半自动的，大家兴奋得不得了。那时除了打靶，步枪还有用作炮仗的功能：一是大年初一在大门口，二是除夕在祖坟上，咚咚咚放一阵制造气氛。那时在许多人家（包括我家）的墙上、床头倒挂着枪支，似乎忘了它是杀人工具，只当是训练的玩意，也没见出过啥问题；现在倒是管制了，枪案却在日渐增多——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

看民兵的摸爬滚打挺好玩，但看真枪实弹打靶，才是我们这群孩子最切实的享受。靶场，就在一个山坳里，人在这边山腰，靶子在对面山坡，下面挖个坑，蹲两个人报靶。清场之后，再把我们这群观众押到民兵身后的坡顶。接着就看他们扔手榴弹。一个一个地，先扔模型，再解说，再实弹。扭开后盖露出绳环用小指扣住（也可用牙咬掉环扣），再握住手柄，扔。第一次有几个懵掉的：有扔了卧倒之后手榴弹还紧紧攥在手里的；有因手抖扔得太近的；有一个竟然扔到了身后——我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们在身后呆着了。射击的时候倒是可以围在他们身后近距离观看。这边打一枪，那边靶下便有小牌伸出，举一下或摇一下。结束之后，我们便在靶场两边捡弹壳、手榴弹片，挖弹头。

真家伙全部收缴之后，是莫名的死寂，却有一枪着着实实打在了我的心头。

那一年，大头与小宝闹翻了；我与小宝的关系也很紧张——小孩子们总是这样反反复复恼来恼去的，被大人们称作“狗脸变”。除夕夜，家人嘱咐我别拿枪对着人比划，甚至不让我带枪出门，但我还是偷偷带在身上。记得我与大头在堂轩玩的时候，大头悄悄问我有没有带枪。我看四周没人，就掏出来给他看。这时小宝提着灯笼进来，看只有我们俩，立刻转身往外走。大头立刻抬起右手让拇指和食指伸呈直角，卷起其余三个指头，作枪状瞄着小宝的后背，嘴里还轻轻“砰”地一声。然后对我眨了下眼、努了下嘴，让我也来一下。我便也举枪冲着小宝的后背“砰”了一枪。这天晚上，我们很开心。

第二天一大早出门，奶奶照常嘱咐我：“大年初一莫跟人吵架呵。”可小宝的哥哥大才一见我劈头就质问：“才连！你昨晚拿枪对着小宝干嘛！”面对气势汹汹的大才，我不想惹家人生气，只能矢口否认。大概因为过年，大才只瞪了我一眼就罢了。这事虽没有造成进一步冲突，但给我心头划了一道疤，而且我与小宝的隔阂更增了。

之后的几天里，我都没去大头家，也没碰见大头。起初我还以为是大头不好意思见我呢，直到正月初八，大头全家动手搬家到他父亲工作的城市去，我才懵懵懂懂地明白其中的玄术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心头的那块伤疤也未能愈合，疼痛挥之不去。只是我从那以后，对任何一种枪都没了兴趣。直至参加工作，每年看到孩子们都玩一种塑料仿真火药枪：款式层出不穷。一些学生还带入课堂，又每每很不情愿地被老师缴械。一般的，课后就到老师那里信誓旦旦地讨回；胆小的或阔气的就再去买一个接着玩。但他们的枪都拿钱是买的，我的枪都是自己动手做的，因而更有意思；他们的火药是用塑料壳包装的，我的火药是晒在纸上的，因而更环保；他们没看到过真枪，我却接触过真家伙，因而对枪没有了那般好奇。